老家我的那位老庚(同年人)走了，乡亲来电告知后心里很是难过，因不便回去为其送行，只得让我在乡里工作的侄儿前去悼念。

　　老庚叫何柏贵，我俩从小一起生活在牌楼街上。那时，他是“地主崽”、我是“轿背崽”(爹死娘嫁随母而来)，在当时的世俗中我俩都似乎低人一等，人家投射来是一种歧视的眼光。尽管是同“病”相连，但我还是比他好多了。那时，地主家的子女成了说话没人听、做事没人看的“另类”，无论女的怎么美貌、男的怎么英俊，人们都看似有“传染病”似的远而避之;一些读书成绩很好的也因根不“正”苗不“红”而半途辍学，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“边缘人物”。我常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正当兴高采烈的柏贵一听到有人叫他“地主崽”，似乎一下触动了他某根神经，像霜雪下的葱蔫了。一次，几位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搞恶作剧，在街背的山坡上弄窑烧火玩，他们挖了一个坑穴后便往坑里屙一堆屎再盖上新黄土。我们来了后，他们要柏贵用手将穴里的泥土扒出来。柏贵不知他们使坏，还以为是要他一起玩，便高兴地卷起袖子一个劲地去掏，结果弄得两手都是屎，而那伙人则拍手大笑。柏贵打掉牙齿往肚里吞，无可奈何地流着眼泪走了。从现在的观点来看，他是多么盼望那种不带政治色彩的人性和人爱啊!那几个小孩虽说是淘气，但对贫下中农的孩子决不会有如此的无聊。此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，我参加工作后还几次笑了那几个做冇“屁眼”事的人。他在太多的忍气吞声中也有“爆发”。有次，一位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孩骂他“地主”，柏贵警告他不要骂，对方不仅不收口，反而吐出一路的“地主、地主……”。柏贵怒不可竭，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将其打翻在地，又从田里抓了把泥巴塞进他嘴里。眼下是出了口气，但那个年月地主崽打了贫农的儿子，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。

　　历史上有些事是说不清的。我对柏贵很是同情，他父亲其实是个“劳动地主”，在旧社会既没当什么官也没雇长工，住房也很普通，解放前夕，冰天雪地他还穿着草鞋到乐昌挑盐，冻得双脚鲜血直流。老人们说他家只是在即将解放时买进了几亩田。土改斗地主，一次他父亲被押到镇里戏台上批斗，一位土改积极分子上台就是重重的一记耳光，打得他当即吐了一大口鲜血，我母亲看不下去，马上带我回家了。柏贵的父亲是屠夫，逢场赶墟杀猪卖肉。为了节约粮食，家中经常煮猪血作主餐，吃得他没办法。柏贵心地善良乐于助人，且从不多言乱语很好相处。合作化初期，街上的小孩学着大人搞农业互助组搞起了挑水互助组并要我当组长，大家同意我把柏贵“组”进来。他好高兴，认为是看得起他。我们挑的是小水桶，他却担大水桶。每天放学后，一路的“细把戏”、一担担清洁的井水送这户进那家，小孩劲鼓鼓、大人笑哈哈，成了小镇上的一道风景线。在县城读初中时，周末我们一同往返、如同一对小兄弟。我虽脑子不比他差，但“吃、打、挑”则不如他，每次勤工俭学砍窑柴为了多得一两角钱，便尽量多砍多担很吃力，他要来回接我几次。柏贵读完初中后就没有机会上学了。后来，他结婚成家、生儿育女，过着正规守法、起早贪黑的劳作生活。“文革”初，我因怒斥一群众组织头头被打成“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行犯”、“双开”回家劳动改造。一次，我俩相约上山砍柴，“歇气”时对他说：“我俩现在是‘同类项’了，可以相处得多些。”他回答：“快不要这么说，你受的是暂时磨难，而我要背一辈子‘黑锅’，你要少接触我，避免那些烂舌头的说三道四给你带来麻烦!”我说：“别讲这些了，我到了这个境地，难道还怕开除‘球籍’吗!”一年后，我恢复了工作。但在那个政治气候下也不能为他帮点什么，只能在村干部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。

　　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”这话讲起来响亮，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做起来却不容易。老庚若不是这条政治“枷锁”，凭他的能力和德性，且不说当什么官、做什么大事，至少日子要过得轻松如意。他曾对我说：“大政策如此，你能拿石头打天?有吃有穿就行了。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老庚终于摆脱了那可怕的阴影，头上的“紧箍咒”没了，子女也慢慢长大。他除种田外还做起了陶器、布匹生意，开心的日子迎面而来。也许是命运捉弄人，后来他因一次意外受伤，造成神经受损、久治不愈，头脑、语言变得不清白。尽管这样，他顽强地生活着，做些能所力及的事情。每年春节我回去拜年，请亲朋好友吃年饭自然柏贵在其中。乡政府请我作客时，我也要他一起去，并向乡领导介绍这是我的老庚。父母去世后、特别是退休后，我回去少了、与他见面也少了。

　　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也有诸多不顺心之事，但比起这位老庚不知要幸运多少。我还想，常说命运靠自己掌握，但有的人却似乎只能听天由命，我这老庚就是一例。酸甜苦辣，岁月悠悠。何柏贵这位忠厚老实的农民在逆境中拼搏了大半辈子，我默默地思考着他生活的勇气、智慧和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