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过去秋收后，农村就开始了大搞秋、冬修水利，连“文革”动乱时期也未间断过。

　　上了年纪的农村人对当年大干水利建设的感受是很深的，他们认为这是毛主席、共产党给农民带来的一大好处和实惠;是解放后农民经济上“翻身”的一项重要标志。我作为一位从农村出来的老年人静心一想，那大干水利的场景及水利建设带来的幸福、快乐，便一幕幕呈现出来，这虽是沧海一粟，但也可算得上是“乡愁”的记忆。

　　“有收无收在于水”。土改后农民分了田土，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，就开始组织起来修小塘小坝。我印象中最早的是上小学时老家街头那口“歌塘”的修筑，加宽加高塘坝、拓宽塘面、挖深塘底，以增加库容。受益区各农业互助组的组长开个会后就动工了，长辈们热情很高，每天百来个劳力上阵，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。塘修好后，解决了枫树坪、鸾山下、阳古背等地一大片田土的灌溉。

　　人们一提起1958年的 “大跃进”，就会想到“大炼钢铁”、“浮夸”、“放卫星”等那些劳民伤财、得不偿失的事。然而那时的大干水利却是件惠及民生的大好事，尽管其中有“一平二调”、刮“共产风”的搞法，但仍功不可没。我们安仁的仙下、大源两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小型水库、山塘、河坝、水渠等就是那一时期建起来的。当时我在县城上初中，学校几次停课组织老师、学生修水利，首先是到龙市乡修石冲水库。天寒地冻、早出晚归，冻得吃饭手握不住筷子，但我们还是尽力去挖或担，一连干了一个星期。修大源水库则看到了热火朝天的“大干”场面，人山人海、红旗招展。一路路挑泥土的队伍，一辆辆手推快跑的独轮车，你追我赶。为了赶进度，晴好天气还要在“汽灯”下开夜工。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干部能与群众一起干，县委“二把手”、工程指挥长曾春桃同志穿着草鞋用大箩担土，一担有100来公斤。他实打实地干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一干就好几天。记得用大箩挑土的还有位白须齐胸的贺姓老汉，工地广播、黑板板还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。那时没有挖土机、推土机，全部是锄头、扁担化，由于干部群众“干劲冲天”，工程进展很快。传闻还有妇女战斗队打赤膊挖土挑土的“场景”，这或许是强迫命令造成的。有趣的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“洋灰”(水泥)。仙下水库因离县城太远，学校未组织师生参加，但在暑假、寒假，我同村里人投入了修建该水库送水到我们公社的“总支四”渠道。

　　修建引永乐江水的永定渠时，我作为家里的劳力搞了一个寒假、一个暑假。筑建承坪拦河大坝，我们大队每个生产队去一人，带着铺盖吃住在那里。我既上工地，又当炊事员、记工员、事务长，还兼了农民技术员搞量土方之类，可谓起早摸黑。由于干了几个人的事，虽是六分的“底”(全劳力为十分)，20多天时间却得60多个劳动日，还补了30多斤稻谷(每个劳动日补半斤稻谷)。这点稻谷在当今自然是微不足道的，可在那个粮食困难时期却是件大事。参加修大坝的那些叔叔、大哥们不仅不眼红，还夸我事做得好，多劳应该多得。之后修渠道时，又在平背的龙头村搞了20多天。

　　永定渠修成后，给灌区人们带来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好处，共解决了4个公社上万亩田土的灌溉，沿途还建有好几个水轮碾米、榨油坊，渠两边有村庄的地方砌有许多小码头供农家洗衣、洗菜用，早晨或傍晚人们挑水浇菜园方便多了。每年秋收后便组织劳力清淤、砍刹渠两边的柴草等，各大队，生产队分段包干负责，完工后管理所要检查验收，不合格的责令马上返工，以保来年渠水畅通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一幅幅乡村图景虽渐行渐远，却惹人思念。退休前如去了安仁，总想看看这些水利工程，目睹新景，回忆往事。群众在那样缺吃少穿的困难情况下，只拿竹码记工，却能有那样的劲头、那样的激情大干水利，确实耐人寻味、引人思考。我们牌楼公社在“文革”中还建起了三口田水轮泵站，解决山口等村的天水田灌溉。公社党委书记唐绵远一边挨批斗、一边抓工程，放下批斗牌就上工地，群众称赞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。总之，解放后的水利建设成了一代人的记忆。有人说，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水利的渴求，更体现了对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深厚感情。

　　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但对水利建设仍不能忽视和放松。前段媒体报道有些地方由于投入不足、管理混乱，青壮劳力又都外出打工抓钱去了，留守老人则无办法，渠道失修多年不能通水，“毛渠”“小渠”出现“梗阻”，以至一些农田抛荒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小渠道，大民生。解决灌溉“最后一公里”迫在眉睫。饱时防饥，丰年想灾年。丰衣足食了，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。毛主席关于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的教导和“钱不能当饭吃”的百姓话语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