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与老乡聚会时，得知在云南工作的陈喜招乡亲因突发心血管病、医治无效不幸去世，我吃了一惊!她自己是老医师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注意防治呢!在叹息、惋惜中，我回家打开老相册，翻看她青少年时的一张张照片，曾经相处的往事也一幕幕在脑海里呈现。

　　喜招是家乡女性中的佼佼者，我俩同在一条小街上长大，两家斜对门、相互可喊得应。她父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中医，厅屋里挂着一块人家敬送镶有“三代名医”金色大字的横匾。她父亲还是街上的文化人，乐于为人家写春联之类。记得有次给一位名叫文吉的大伯写的春联是：“文娱宣传总路线;吉日庆祝新高潮”。由于陈家小孩生得比较迟，且前面生的夭折了，她出生后皆大欢喜，父亲便给取名为喜招。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家庭，从小自然受到人性仁爱、文明礼貌的熏陶、修炼和根植。

　　喜招小我两岁，那时她家境比我好，吃商品粮，爸爸有工资、人口又少，两家的生活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我穿的是土粗布衣，还有补丁，而她很小就穿上了毛线衣、红灯芯绒外套，头上扎着红绸蝴蝶，手、脚还戴着银镯，走到哪铃声响到哪，成了街上的一朵醒目的小花。但她不以“优越”自居、不显骄娇，平淡如常。如她叫我学名，我就称她喜招;她叫我的乳名“细妹即”，我就叫她的乳名“衡州婆”;若她叫我的绰号“结子”(说话有点结巴)，我就不客气喊她“疤婆”(她小时因患病点艾叶火，左太阳穴处留下一点小疤痕)，可谓半斤对八两，她从不计较，传送来的是笑声和笑容。我们经常一起玩捉迷藏、跳屋、跳绳、做“菜饭”请“客”之类的游戏。莲花山下、永乐江畔、神农殿前、枫树坪中等都留下我们玩耍时的足迹。孩童就有那种天真与童趣。我们那班5、6岁的男孩早上起床后喜欢站在阶基上站成一排撒尿，看谁屙得远。一次，小喜招来个“男女平等”也参加我们的行列，结果把裤子尿湿了，受到她妈的训斥。上小学前，年纪比我们大点的孩子做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经常“导演”“结婚”之戏，每次做“新娘”都是戴着红风帽的她，而“新郎”则由男孩子轮流当，自然我也做过好多回，“迎亲”“拜天地”、“入洞房”，老老实实听指挥，反正不知道什么、好玩就行。上小学后，我与她都是学校秧歌队、歌咏队的。节日喜庆，从街头一路扭到街尾，又从街尾唱到街头，街两边长辈们边看边笑、叫好鼓掌，很是热闹。现在有时对这些事儿“过电影”，我还暗自发笑。

　　喜招德性好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从小对穷人的孩子很同情。一次，邻村有位孩子在山上砍柴被土蜂叮了，屁股肿得很厉害前来求医，正在做作业的她立即放下书本拿着药水瓶，协助她爸给这脱了裤子的男孩医治涂药。我看她是真心实意，还多次吃过她暗地里从家里拿来的如饼干、发饼、水果糖、水果等这些穷困人家的稀罕之物。当然小喜招也是朵带刺的玫瑰，她有自己的个性，一次有位男孩惹了她便火冒三丈，硬是将那孩子的手背掐出了血才放手;有个男孩讲她：“衡州古(她弟弟)打鼓，衡州婆打锣”，聪明伶俐的她马上反击：“你爸爸做长工、妈妈卖毛葱”;一次入少先队她未批准，放学回来一位邻居老婆婆说：“喜招这么好的妹子、穿这么漂亮的衣服，要是戴上红领巾那更好看!”正在气头上的她大声骂道：“戴你这个老东西!”引来长辈们一阵大笑。可这“辣妹子”与我是和平相处，从未吵嘴打架。

　　在县城上中学，我高她两个年级，周六、周日两人同来同往，如同一对小兄妹。两家的家长也经常是先天下午互问回了没有?第二天又商量什么时候走?那时去县城30多里路程有一半是爬山越岭，穿柴窝、窜冬茅。无论天晴下雨、刮风下雪，我拿着竹杆在前面开路、扫柴赶蛇，渡船过桥还要呵护她。来来去去次数多了，自然有人说是“青梅竹马”的一对。实话实说，一位未婚男青年面对这么位才貌双全、有品位的黄花闺女不“想”是假的，上高中时我也有过“追”的萌动，但一想到不门当户对便打消了“念头”。我曾试探：“我家人多劳少，经济困难配不上你。”她回答：“困难是暂时的，人多力量大，将来弟妹们长大了赚钱做事的也多。再说现在，我家比你家也好不了蛮多!”尽管这样，我还是“自卑感”占了上风，不敢去“高攀”。1962年我高考落榜，她热情鼓励下年再考，并帮助补习我的弱项数学，哪知第二年春喜从天降，由于“贵人”相助我居然参加了工作，对于贫困家子弟，这无疑比“大学梦”更“现实”。

　　喜招长大后，这美貌标致、能歌善舞的女大学生，成了镇上一道吸引眼球的亮丽风景，有些文化人说她象秦怡、黄婉秋，也有讲她象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中的林道静。远近的提亲求爱者接二连三，但无论是当时很“吃香”的军官，还是干部或富家子弟，她都很礼貌地婉拒：“谢谢看得起，我还在读书不考虑此事，东西请拿回去!”我想，那时我如果考上了大学，“底气”足一点、胆子大一点，也许有花落我家的可能。但“上帝”安排只能作乡亲、不能“一家亲”，“机会”擦肩而过，这就是“缘分所定”。

　　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最让我难忘的是，1967年春，我在“文革”中被“开除”回家，上苏州医学院的她不想参加学校那些“革命”活动回来自学。喜招对我这“另类”不另眼相看，而是以她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善良心肠关心我、安慰我：“全国有那么多干部挨批受斗，有的命都没有了，你挨下整算不了什么，‘结子’呀!这也许是你花钱买不到的锻炼哩，年轻人经受点磨难好。”她不怕人家说闲话，大热天，我挑着箩筐去茶陵界首镇买红薯皮或红薯补家中口粮，她穿着女生裙衣、戴着白色太阳帽同去，路人看去如同某家的小姐与家人;晚上，喜招大大方方地来到我家，她唱，我用二胡或笛子或口琴等伴奏，一晚连一晚为劳动一天的我消愁解困，《我的祖国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黄水谣》《浏阳河》《南泥湾》《纺绵花》《洪湖水、浪打浪》《红梅赞》《采茶扑蝶》《九九艳阳天》等一曲曲优美的歌声从房中传出，有时是唱到半夜她才回去;夏天中午我出工回来，她送来防暑药和红、蓝药水之类，还替我“扒”背上的痧痱子或挑脚手上的刺。这一个个鲜活的“百姓故事”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一对未婚男女青年，一位是在校的女大学生、一个是“落难”之人，这么相处别说是那个年月，就是如今开放时期也不可思议。当然这纯粹是乡情加友情，没有半点别的“因素”。还值得称赞的是她是位自尊、自重的女性，虽然热情大方，但行为端庄、决不轻浮。在那“阴冷”的日子里，喜招的这些言行一定程度上冲散了我心中的阴霾，给我的生活带来快乐，且注入迎难而上的活力。有道是：人生难得一知己，患难之中见真情。这一桩桩、一件件动人之事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印记，有时还在梦中再现。因为从方方面面看，她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位难忘的“乡妹”。

　　后来我们各自成家时，曾相互给了美好祝福。由于相隔天远地远，加上“人自各”的传统观念影响而很少联系，回老家也碰不到一起。岁月如歌似流水，算来有30多年未见面了，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，传闻她工作不错、生活幸福，很是欣慰。让人费解的是据说早几年她来过郴州两次，既不来我家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不知是否有什么意见和误会。我告诉郴州一位与她很要好的女老乡，如下次她来了一定告诉我，一起聚聚。人生苦短，都是老年人了，又相隔那么远，机会难得。如今斯人已去，愿望成了泡影。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作为从小一起长大、又受过她热情关照的我，不能不心存遗憾与思念，这些粗糙的文字就是一种浅薄的表达。

　　原生态的青少年生活令人难忘，而喜招那种原生态的真善美更值得记忆。